林老先生想，文琮和婉凝都是大善之人，如果能伸一伸手帮助李顺记度过难关，李顺记还能接下虹桥疗养院的项目，自然是件好事，他于是便把共济社项目承建的现状、账面上的情况都跟四人交了底。

文琮又是多心的，又问了老先生和他妇人的情况。

原来他们本是徽州人士，儿子娶了悍妻，容不下老夫妇，二人便拿了盘缠往苏州投奔亲戚，不想在火车上被人偷了盘缠，妇人又患病，便委身在陈墓乞讨。遇上文琮婉凝时，林老先生也在四处找工作，他原本在徽州家族的票号里做过几十年账房理账，虽少出房门，却账目理得极清，李长顺当时在陈墓的工程上招账房，林老先生便应上，后来又带着老妇人来到上海，安顿下来。

文琮一一记下了，回去路上，还让贝麟找两个得力的，把每一处都侦查落实。

临走时，他们还嘱咐林老先生尽快找到李长顺，与李长顺约见一面；林老先生也记下了贝麟的电话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联系。

若都如林老先生所说，李顺记再无力承担虹桥疗养院的项目，他们也得尽早通知丁文康，早做安排。

回去路上，文琮和贝麟一路无言，爱玲心下不爽，唯婉凝还想着这晚家里还有席面——刘老太太前日终于有精神起身，还能下床走动走动，一天中醒着的时间也有九十个小时，比前两个月可谓是大好了，事情本一直瞒着刘家二叔，但临近中秋，二叔一家昨日也从香港回到上海探亲。而刘家小姑姑也带着夏次长回刘宅提前吃这顿中秋阖家团圆宴 。

贝麟这时很是不悦，“你们仨都要回家团圆，可怜我一个孤单寂寞。”

爱玲这时颇恨铁不成钢，“所以你也要尽快找个靠谱的成家立业。”

贝麟仍旧坚持道，“姐姐也不是不知道，我是喜欢婉婉的。”

他又对文琮道，“便是你们成婚之后，若我发现你待婉婉哪里不好，我也是要抢回来的。”

文琮笑他，“放心，不会。你早日找到你的Soul Mate才是正理。”

今年的中秋夜宴是刘家人头最齐全的一次，文瑄是32年底前往巴黎留学，后又到德意志，后因为种种原因，至死都再没踏入过中国内地，而刘家这一脉后来也完全西化，就连刘姓（Lau）也被西化的后人误解成陆（Luk），后人于千禧年后再回内地时，已改“陆姓”。

虽然自己的儿孙都曾留洋，也有在海外结婚生子的，但文瑄这次留学的消息让刘老太太心情很是不佳，吃过晚饭，老太太看着几个曾孙闹了一会儿，便又上楼休息。

夏褚媛（刘绮琳）离家时本与老太太置了气，老太太卧床那些日子，她时时来陪伴，才缓解些，这时便陪了老太太上楼开解。

文瑄和文琦、文璟、文琮、家俊坐在一处喝咖啡闲聊。

文璟推推眼镜，关心小堂弟，“先前只听二叔说你喜爱政治经济学，不想你竟报了实科。”

家俊笑道，“莫不是二叔安排？”

文瑄严肃道，“是我自己选的。”

文琦安慰道，“你小子终于长大懂事些，知道商贾之家，不谈政治的道理。”

文瑄这时又一本正经道，“我发现，只学政治理论和弄权平衡之术是救不了国的，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工业和实业，赚钱、自立，自己救自己。如何造枪炮、如何造飞机、如何造工厂、如何造铁路、如何造房屋，诸如此类，政治经济学教不得人，但实科、工程科学会教给你。若说法兰西有法兰西的政治经济、美利坚有美利坚的政治经济，俄国有俄国的政治经济，中国也有中国的政治经济。若几十年前，清王朝有枪有炮有实力有魄力，现在香港也不会被英国人把持；若现在，国家有枪有炮有实力有魄力，日本人也不会随意在关东、在上海动武。要救国，要先实干。”

文琦和文璟啧啧称奇，天知道从小在香港长大，接受英式教育的小堂弟如何学到这一通爱国的道理，却也感到甚是欣慰；家俊则撇撇嘴，心下暗叹，果然是从小锦衣玉食养起来的富家少爷，一番言论实在理想得如乌托邦；而文琮只是拍拍文瑄的肩膀，鼓励道，“加油！”

刘家的女眷们则在一旁吃着水果茶点，聊些时髦风尚，谈笑间享受着已经渐圆的如瀑月光。

同一片月光下，赵景然和婷芳还在药厂加班理账。

景然拨动完最后一颗算盘，将账簿的尾页一翻，如释重负，他低沉的嗓音似是鼓舞自己，“欠舅舅的钱，终于要还清了。”